李登辉前总统在今（二○二○）年七月三十日逝世，九月十九日总统府颁发给李前总统的褒扬令有如下这么一段：“综其生平，肇启本土自由民主历程发展，透视台湾主体意识战略布局。”蔡英文总统的追思文中，更提到“李前总统的一生，是一部台湾近代史的缩影，他经历过殖民统治，走过威权时代，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关键人物。”
确实李登辉是继承蒋经国的遗言，从一九八八年开始推动具体民主化步骤最重要的领导人。在他主导下，台湾打造民主体制的过程被描写是“宁静革命”，而他更被国际媒体称为“民主先生”。
他是怎么做到的？解开像谜一样的上述历程，相信是有助于厘清台湾民主经验和典范的关键。的确，台湾威权统治的自由化转变契机，始于蒋经国晚年，这也是他回应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势力“由下而上”压力的理性作为；一九八七年解严当然是最重要的自由化政策。李前总统原来是农业经济学的学者及农政官僚，一九七○年代初期，被蒋彦士推荐进入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的内阁。在蒋经国一手提拔下，李登辉始得于一九八四年出任副总统，开始他身处国民党权力中心的政治生涯。从一九八四年中到一九八八年初蒋经国过世这四年之间，他以万分谨慎谦卑的态度和姿态，侧身在风烛残年且几乎不信任所有其他“亲信”的独裁者之旁，却获得相当信任，诚为不易。这种掌权前隐忍的功夫，是“改革者”李登辉得以在充满敌意的国民党威权体制内存活和居高位的智慧和修养，也是他在后蒋经国时代能够得权施政的第一个前提。否则，他一定会被国民党保守势力排挤、摒弃在外，根本不会有后来的“李登辉主席和总统”。
李登辉从一九八八年后的民主化之旅始于推动资深中央民代退职、结束万年国会、总统直选、接著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刑法第一百条，排除思想叛乱入罪、修正“国安法”、解除黑名单、裁撤警备总部、继而公布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立法委员全面改选，这些都与政治统治的本土化和台湾化有关，这无异是将确立台湾政权主体性与前期在中国大陆的国民党统治做一政治区隔，也与现时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做一明显划分，亦即政治民主化和政权本土化并行。如今回顾，这可说是李登辉部署台湾民主化大业的一大关键要素。若没有本土化的底蕴，民主化恐将徒具表面形式。
李登辉在权力稳固之后，更进一步论述台湾的国家定位，先是公开倡言台湾为主权的国家，不适用“一国两制”，继而提出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将本土化的路线发挥到淋漓尽致。
要实现上述那些民主转型和改革，李登辉其实在反动而保守的国民党内，找不到足够的帮手和助力。因此，他适时向外寻觅盟友，野百合学生运动、反刑法第一百条公民运动和在野的民进党就是被李登辉“善用”的外来改革势力去阻挡国民党内的反扑力量。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六年之间，李登辉在党内称不上是一位“民主”和“人和”的党主席，但也因为如此，他反而造就了台湾的民主契机和落实。若不是靠外部的民主浪潮及力量和他的强势及权术，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恐怕不容易被压抑。这的确是李登辉民主改革作为的第一个吊诡。
李登辉在掌权这十二年当中，其实并没有很成功地在党内培养能继承他民主改革精神和大业的有力接班人。先是宋楚瑜，后是连战，都曾被视为李登辉法定接班人，但都竟然先后反目成仇。较外围的如王金平、萧万长、江丙坤等被称为是所谓国民党本土派政治人物，也都一个个在后李登辉时代放弃改革心志，甘心妥协成为国民党守旧势力的“台籍”既得利益阶级，完全发挥不了民主改革的作用。严格说来，李登辉识人善用的能力，展现在不少智囊、幕僚及外界好友身上。在培养接班的政治人物上，反而是不成功的。但李登辉第二个吊诡是，因为他没能在国民党内培育强而有力的接班人，形成党内权力菁英的计划培养和接续出现断层；反而在国民党外，创造了让不错的本土政治人才辈出，尤其是民进党人才冒起的机会。
李登辉的台湾民主路线，还出现一个反讽。这个讽刺是出现在二○○○年政党轮替之后的国民党身上。第一次的政党轮替，国民党失掉政权，国民党的跨代保守势力终于找到反扑的机会和出口，将国民党的失势归罪于李登辉，最后还将李登辉开除党籍。但讽刺的是，开除了李登辉和他的民主改革路线之后的国民党，从此却失去了党的发展方向和立即与台湾本土社会渐行渐远。坦白说，过去二十年来的国民党出现过马英九“亲中倾统”的八年统治，也出现过一年余的韩国瑜“民粹主义”躁进，马、韩的风潮可说是反民主和反本土的“后李登辉”国民党路线的不幸逆流，这也从此大伤国民党的元气和在台湾社会的地位。
如今回顾李登辉肇建台湾民主化的曲折路，不难察觉它有一个前提、两个吊诡和一个反讽。而今他的政治民主、自由和国家自主路线，已在他出身的国民党断了线，却是由原先他必须面对的反对党——民进党承续；相信它还会一路走下去。(总统府资政) 自由时报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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