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拉那:走出共产主义的城市变形记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2-06-13
当你首次尝试穿越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的主干道,当地人口中简称的“大道”(Boulevard)时,便会开始了解这座城市。大道上有黑白相间的人行横道,汽车只会在必要的时候停下,不过它的功用更像是一座助你投入自由式汽车芭蕾舞的舞台。自信是此时所需的关键词汇——同时还要理解阿尔巴尼亚人注重节奏和随性的生活守则:填满所有空出来的地方。
6月下旬一个闷热的日子里,我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从地拉那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Skanderbeg Square)起步,横穿大道。在前往拜会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的一路上躲闪着车流时,我开始逐渐明白:1986年开始开车的我,几乎比这个国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早上五年——除了少数在阿尔巴尼亚独裁者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那令人窒息的45年共产主义统治期间,获得特批的特权人士以外。
进入总理府大楼后,我被带到了拉马的办公室内。拉马是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的领袖人物,曾在2000年至2011年间出任地拉那的市长,负责为该市原本灰蒙蒙的共产主义建筑,刷上千变万化的不同色彩。这座巴尔干岛上的开阔都城,最早由一位名叫苏莱曼·帕夏(Sulejman Bargjini)的奥斯曼将军建于1614年;而今,城内那些亮丽的色彩,则为百姓们带来了数不尽的欢快情绪。
“我来这里的目的与政治无关,”在我们握过手后,我告诉他说。“我是负责报道地拉那的旅行作家。”拉马现年51岁,也是一名艺术家和前国家篮球队队员,在听到我这番话后,他明显放松了下来,用勒布朗·詹姆斯(LBJ.)的姿势,将双脚架在了堆满彩色马克笔盒子的书桌上。只不过他穿的并不是西装和牛仔靴,而是卡其裤和很有设计感的黑色运动鞋。他办公室里的墙纸图案是定制的,上面印着他那有名的迷宫状涂鸦。
“如今你所看到的,并不是这座城市以前(在2000年时)的样子——你看到的每一块绿地都曾盖满了违章建筑,”他说道,跟着又说,单是取缔拉娜河(Lana River)沿岸的违章建筑,就导致需要拆除的混凝土达到12.3万吨之多。拉马在拆除的同时,也为这座城市赋予了五彩缤纷的新面貌,这已经成了它的标志性特色。
“我们开始刷房子后,会发生两件事,”拉马对我说,“首先,那些有商店的人会开始除掉那些(封在窗户上的)窗栅……因为他们的安全感提高了。第二个效应,就是他们开始交税了。”我问总理,阿尔巴尼亚的首都直到1991年都处于专制政权的统治下,如今则已转为民主体制,生活在这样的城市是什么感觉?“你会生活在变化中,”他说,“你每天都要带着需要改变的心态来生活。”
在游客看来,这种变化很直观地体现在该市展现出来的活力上。东部处于海拔5291英尺的达蒂尔山(Dajti Mountain)环抱下的地拉那市内,各类建筑纵横交错:20年代的意式别墅,镜面墙体的摩天大楼,奥斯曼时代的卵石道路,售卖散烟和成箱蔬菜的集市,还有时尚青年们品尝焦糖玛奇朵的咖啡馆露台。其间零星散布着若干矮胖的共产主义建筑,外墙上泼洒着令人瞠目的色彩。
斯坎德培广场作为整座城镇的中心,正是拉马当初决心回收的众多绿地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块。商人和妇女们在广场上匆忙穿行,四周有林荫大道环抱,广场内则点缀着一块块的绿岛。随处可见人们躺在草地上,在树下吃着西瓜,摇着扇子。这处林荫地,可以让游客开始感受到于1920年成为首都的地拉那的建筑特色,以及其中投射出的历史感。阿尔巴尼亚共有300万人口,其中有四分之一都生活在这里。

斯坎德培广场一带的政府大厦中,有一间是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在20世纪20年代时设计的。 Elie Gard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坎德培(Gjergj Kastrioti Skënderbeu)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位民族英雄,曾在1443年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我站在他骑马挥剑的铜像前,转了个圈儿。在我右手边,是以太贝清真寺(Ethem Bey Mosque),落成于1823年。大约65%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穆斯林,当天正值斋月中旬,有一大群人都聚在这间以赤陶作顶的清真寺四周,做着祷告。在我身后矗立的是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于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总统府,一栋芥黄色的巴洛克式建筑。远处,我只能看到2012年开放的基督复活东正教大教堂(Resurrection of Christ Orthodox Cathedral)的蓝顶圆形建筑。
走到广场北端,便可看到国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Historical Museum),馆外镶嵌着巨大的马赛克,用以纪念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涉及的人物形象既有伊利里亚人,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游击队员。导游维克多·沙雷(Viktor Sharra)告诉我,这栋短粗的社会主义建筑是在1981年的“霍查时期”开始开放的——在我逗留于该市期间,听到这四个字的频度如此之高,涉及的话题如此之广,乃至于在我耳中,它们简直成了一个固有名词:“霍查期”(霍查,自1944年开始统治阿尔巴尼亚,直到1985年他去世为止)。
进入馆内,我和沙雷一同漫步在共计19.375万平方英尺的展厅里,这里总共陈列着5000多件展品,从旧石器时代到共产主义体制终结时均有涉及。我们走过希腊的半身像,伊利里亚的硬币,大炮,以及1912年用于宣告阿尔巴尼亚独立的文件。出馆后,沙雷严肃地看着我,引用了一句丘吉尔的话:“巴尔干半岛的人民所创造出的历史,完全超出了他们挥霍历史的能力。”
我拐进了主干道的南半段,这条主干道的官方名称叫作民族烈士大道(Boulevard Deshmoret E Kombit)(大道北半段叫作索古一世大道[Boulevard Zogu 1],得名于阿尔巴尼亚后自立为国王的原总统哈迈德·索古[Ahmed Zogu],1925年至1939年在位)。据说在85多年前,大道仍然在建时,有一位到访这里的法国建筑师惊呼道:“我见过许多没有大道的城市,但我从来没见过一条没有城市的大道。”
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今的大道两旁排列着四星级和五星级的酒店、银行、精品店、首都文化宫(Palace of Culture)——内有国家歌剧芭蕾舞剧院(National Theater of Opera and Ballet)和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和国家艺术画廊(National Arts Gallery),画廊一楼轮流展出着各类临展,二楼则陈列着一批出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作。
在去找我的记者朋友阿尔达·巴德瑟尼(Alda Bardhyli)喝咖啡的路上,我终于看到了这个迅速转型为自由市场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所特有的那种典型差距的证据。一辆光鲜亮丽的賓士轿车从一辆三人共乘、摇摇晃晃的单速自行车旁疾驰而过。就在我前面,一名妇女穿着齐膝长靴和豹纹图案的紧身裙装,努力追赶着一位身穿破旧外套、头顶草帽、骑着一辆排气声断断续续的小绵羊摩托车的老先生。
“很多年里,阿尔巴尼亚的人民都一穷二白——没有咖啡馆,没有酒吧,只知道埋头工作,”巴德瑟尼说道。她还说,在共产主义时期,所有工作都采取集体化组织,人人都吃“大锅饭”,在工厂和矿场里打卡上下班。而今,企业已经实行了私有制,虽然失业率仍然高踞在13%左右,但是创业精神的确存在——证据就是遍地的商店、餐馆和酒吧——还有一种明显的西方消费主义倾向。
我们坐在一间自称博物馆的Komiteti咖啡馆的露台上。咖啡馆内摆满了霍查期遗留下来的纪念品。架子上的古董收音机旁,是一本本共产主义时期的书籍。这里的吧台供应一种名叫拉克酒(raki)的阿尔巴尼亚烈酒,共有25种口味,几把钉耙倒悬在天花板上,耙齿间挂着一只只的葡萄酒杯。“这里的人喜欢外来事物,因为我们曾经过着封闭的日子,没有电视,没有旅行,与世隔绝,”巴德瑟尼说,“他们在共产主义时期错过了很多东西,现在正在努力补上这一切。”

乔安·列卡(Xhoel Leka)在海明威酒吧为顾客调制莫吉托(Mojito)。 Elie Gard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们前往附近的餐馆Taverna e Kasap Beut享用午餐。这间舒适的家常餐馆由文布什(Verushi)姐妹共同打理,在绘有图案的瓷盘和陶罐旁,挂着一串串的大蒜和辣椒。文布什姐妹是那种在看到陌生人时会绽放出大大的微笑,看到常客时更会笑得合不拢嘴的巴尔干主妇。她们的父亲是名屠夫,专为这里的酒馆供应肉类(这间餐馆的名字大体上就是“屠夫先生”的意思)。蔬菜则来自于村庄里的农民。这间餐馆没有菜单,一道道料理会直接端到你的桌上:薄薄的酥皮烤饼,用打成糊状的洋葱和番茄作馅;新鲜的绿色蔬菜;烤羊肉;口感出众的乾酪蛋糕。算上小费在内,人均消费在1500列克,约合12.50美元。
必须承认,我很容易迷恋上一座城市,而且我对弱者一点都不感冒。但是地拉那可不算弱者——虽然我交流过的大部分市民都努力说服我它是。每一次,我新结识的朋友都试图带我走出这座城市,前往那些福斯眼中的阿尔巴尼亚胜地:亚得里亚海岸,连绵的山脉。我一一拒绝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告诉我一处他们喜爱的城市一角。
“地拉那充满了活力,”马蒂解说道,他拥有一间探险旅游公司,叫作阿尔巴尼亚户外(Outdoor Albania),去年夏天,我曾在他的陪伴下,攀登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但它是一座充满邻家感的都城。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胜地。”
我们在高级社区Blloku的Radio酒吧内,边喝鸡尾酒,边思索着这些去处。霍查统治期间,Blloku仅供政府高官居住,禁止普通市民入内。如今,这处密密麻麻纵横十几条街道的街区,则开满了酒吧和时尚精品店,散发出一股暴发户的气息。Radio是一间用60年代的家具布置出的都市嬉皮士聚集地,在这座时尚街区内独树一帜。
“以前我们很穷,现在我们的商店变多了,但是生活质量并没有变高,”Radio的老板伊顿·卡擦(Enton Kaca)说,他认为,地拉那人才刚刚开始采用新的方式思考。“在我们店里,希望服务新一代的阿尔巴尼亚人。”
稍后,马蒂带我驱车5英里,驶过一片辽阔的商住混合区,前往城外的乌卡农场(Uka Farm),去实际见识一下他口中的新一代。30岁的酿酒师佛罗瑞·乌卡(Flori Uka)经营着这间家族企业,致力于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农场占地4.5英亩,里面种着葡萄、橄榄、圣女果、青豆、芝麻菜、苹果、石榴、李子和猕猴桃。
乌卡的劳动成果最后会被盛杯摆盘,在他已开设多年的露天山景餐馆内呈给用餐的顾客。一盘盘的烤西葫芦、辣椒和墨西哥土豆三明治(potato torta),摆满了盖着方格桌布的餐桌。我们细细品着一杯Chimaera,它是用三种梅洛再加上赤霞珠和西拉调成。“发掘新鲜食材,简单烹制,”乌卡在和我碰杯时说。
次日一早,我打车到3英里以外的市中心东北部乘坐达蒂尔快线(Dajti Ekspres)缆车。共计15分钟的缆车之行,掠过达蒂尔山国家公园(Dajti Mountain National Park)的森林上空,直奔终点站,一座占地8,154英亩的翠绿丘陵。坐在缆车上回头望去,我忍不住想道:属于我的地拉那胜地又是哪里呢?
我在当天晚上找到了答案。

酿酒师兼餐馆主佛罗瑞·乌卡(中)在乌卡农场。 Elie Gard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海明威酒吧(Hemingway Bar)坐落在一处静谧的社区内,距离斯坎德培广场大约10分钟步程。这间酒吧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有分店,分别位于巴黎、布拉格和克罗地亚海岸,每一间都以矫揉造作出名。但这间却不是。在这里,冷然与文雅相会,爵士乐与巴尔干半岛相会,地拉那与哈瓦那相会。风情万种的红色灯光,在远景社交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古巴赫瓦那的一处社交会所,举办舞蹈与音乐活动,是40年代古巴音乐活动地重要地点——译注)的照片上方投下一团阴影。四处可见老爹(海明威的绰号——译注)的照片和用阿尔巴尼亚语与英语双语显示的老爹名句。店内摆放着一架钢琴,每到气氛亲昵的爵士之夜便会奏响,还有140排货架,上面排放着一瓶瓶的朗姆酒。
当人群开始散去时,时间已近深夜。我和酒吧老板罗德米·苏凯(Rodmir Sukaj)一起坐在店外。“地拉那有一种创造精神,而且会用一种实在的好方式做事,”晚上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说。
我想起几天前总理对我说,游客们通常不愿意来阿尔巴尼亚,是因为存在“固有认知和刻板印象”。但是当他们终于决定要来这里探索的时候,他说:“他们总会想要回来。所以这永远都是第一次接触的问题。一旦实际接触,你就忘不掉了。”
旅行建议
住宿推荐
地拉那国际酒店(Tirana International; tiranainternational.com)从斯坎德培广场拔地而起,共有15层楼,170间客房;它于1979年落成,并于2014年经过重新装修。这处华贵会所内设有露台酒吧、水疗中心和夜总会。客房费用每晚116欧元起,提供早餐(住宿费通常按欧元计算)。
距离大道少许步程,位于诸多政府大楼和使馆附近的一处静谧街区内,共含15间客房的精品酒店城市酒店(City Hotel; cityhoteltirana.com),设施简单,但足够温馨舒适。标准双人间价格58欧元起。
美食推荐
Taverna e Kasap Beut(Rruga Perlat Rexhepi 12;355-69-539-8609)是一间传统酒馆,供应的料理均用购自当地农场的新鲜食材制作。两人份的三道菜午餐,价格约为3000列克(约合25美元)。
在家族自营农场与葡萄园乌卡农场(地拉那市拉卡纳村[Laknas];355-67-203-9909;facebook.com/ukafarm?fref=ts)内,烤羊肉、烤鸡肉和烤猪肉与农场自种的蔬菜搭配供应。双人餐加一瓶葡萄酒,大约收费5000列克(约合40美元)。
活动推荐
乘坐15分钟的达蒂尔快线缆车,抵达达蒂尔山国家公园,可以观赏到这座城市的全景;355-67-208-4471或355-68-492-2305;dajtiekspres.com
阿尔巴尼亚假期公司(Albanie Vacances; vacancesalbanie.com)的地拉那一日游,提供英语导游,带你走遍所有的历史名胜与博物馆、美术馆,收费50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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